德者，才之帅也

　　“‘才者，德之资也；。’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，而育人是本。人无德不立，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。”——习近平2018年5月2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

 

　　德者，才之帅也
 

　　“德者，才之帅也”出自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。司马光总结，耳聪目明、坚强刚毅称为才；品行正直、公道平和叫作德。才是德之资；德为才之帅。他又将人才分为四类：德才兼备为圣人；无德无才曰愚人；德胜于才曰君子；才胜于德曰小人。并警示后人说：“夫德者人之所严，而才者人之所爱；爱者易亲，严者易疏，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。自古昔以来，国之乱臣，家之败子，才有余而德不足，以至于颠覆者多矣，岂特智伯哉！故为国为家者，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！”

 

　　司马光这些关于德与才的论述，充满着智慧和辩证法，启示后人：德与才，德是基础，才是条件；德是核心，才是关键；德是才的灵魂，决定着一个人的发展方向和成败得失。德好才不好，成不了大业；才好德不好，干不成好事。

 

　　选人用人，以德为先。面对德的考察难度极大，它既受着考察者本身德才素质的制约，也因被考察者情况复杂而难以分辨看清。最早“观人”的办法是“相面”，即善有善相，恶有恶相。汉朝初年就有人替刘邦全家看相，称贵不可言，也替韩信相面，教他背叛就贵不可言。这种以貌相人，常常产生许多错失。后来，有人从实践中不断总结出识人的经验，较为流行的有魏国著名政治家李悝的“识人五法”、《汉书·杜钦传》中的“六个方面”、《史记》中记载的李克的“五看鉴才之法”，以及《吕氏春秋》中概括的“八观六验”等。习近平早年在《从政杂谈》中论及识别人才的方法时指出：“《吕氏春秋·论人》中把知人之法概括为‘八观六验’。‘八观’中有‘听其言而观其行’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现在有些人喜欢夸夸其谈，而行动上老打折扣，用形式主义的一套来应付你。用了这种人就要误事。‘六验’中有‘苦之以验其志’等，这对我们都很有借鉴意义。”

 

　　在长期革命、建设和改革实践中，我们党始终强调选人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，把德放在首要位置。早在1938年，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：“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，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干部，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。”新中国成立后，适应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，毛泽东形象化地提出，干部要“又红又专”。改革开放之初，邓小平同志根据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干部队伍的实际情况，提出了干部队伍“四化”方针，并强调“首先要革命化”。真正把那些政治上可靠、工作上有本事、作风上过得硬、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，这就更加鲜明地突出了德在干部标准中的优先地位和主导作用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在科学总结党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经验的基础上，提出坚持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，并对好干部的标准作出了这样的概括：信念坚定、为民服务、勤政务实、敢于担当、清正廉洁。坚持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，抓住了新时代我国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，为我们正确培养和选拔干部提供了根本遵循。

 

　　不同历史时期，对干部“德”的要求有着不同的内容，但核心要义没有变。对党员干部来说，“德”的核心要义就是理想信念，就是党性，这是加强党性修养、改造主观世界的终生课题。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“领导干部要讲政德”，并深刻阐明了讲政德的重要内涵和实践途径。新时代对党员干部“德”的要求，就是要明大德、守公德、严私德。明大德，就是要铸牢理想信念、锤炼坚强党性，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，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，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。守公德，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恪守立党为公、执政为民理念，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，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。严私德，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，戒贪止欲，克己奉公，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用来造福于人民。其中，明大德是政治方向、守公德是行之准绳、严私德是己之操守，三者相辅相成。党员干部只有将三者有机统一起来，才能筑牢立身之本、从政之基，始终做到忠诚、干净、担当，自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。

 

　　“任贤必治，任不肖必乱。”纵观一些干部出问题，主要不是出在才上，而是出在德上；群众对一些干部不满意，也主要是对他们的德不满意。强调以德为先，也决不是忽视才，才不及而事不成。只有德才兼备，才能做到想干事，能干事，干成事而不出事。基于历史的经验教训，在用人问题上，应更多地关注和加强对干部德的考量。如何加强对干部德的考量，习近平2013年6月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必须坚持的“四观四看”，即：“观察干部对重大问题的思考，看其见识见解；观察干部对群众的感情，看其品质情怀；观察干部对待名利的态度，看其境界格局；观察干部处理复杂问题的过程和结果，看其能力水平。”前三条讲的都是对干部如何进行德的考量，其要旨既体现了借鉴古代先贤听言观行的思想，又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；既指出了干部立志成才的努力方向，又提出考核干部的科学方法。为了防止干部“带病提拔”，中共中央办公厅还专门印发了《关于防止干部“带病提拔”的意见》，明确提出了强化审核措施，实行“四凡四必”。只要真正遵循习近平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，用好考察干部的各项政策措施，就一定能把干部选准用好，打牢干事创业的组织基础。（贤文）

 

　　链接

 

　　《资治通鉴》记事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公元前403年），即三家分晋，战国开始之时。当时，晋国有四大公卿，即赵、魏、韩、智四大家，其中又以智氏最为强大。智宣子在考虑由智伯继嗣时，曾有一个叫智果的族人列举智伯的种种不仁行为而坚决反对，但智宣子不听，还是立了智伯为嗣。智伯继嗣之后果然仗势欺人，不但觊觎晋国王位，而且想吞灭赵、魏、韩三家，结果反被三家联合起来击败，智氏果真如智果所说被灭了族。司马光在评论这段历史时说：“智伯之亡也，才胜德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