浅说元代的监察制度

　　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一项历史悠久、内涵丰富的政治制度，有人说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没有监察制度，也没有设立监察机构，其实这种观点是有悖于事实的。元代有完善的监察制度，在中央设有御史台，地方上设有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与陕西诸道行御史台。此外，全国还被划分为二十二个监察区域，设置相应的肃政廉访司。为了规范御史台的运作，元代有相应的制度规范。一些监察御史公正廉洁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故事。

 

　　元代监察机构

 

　　元代监察机构的设置，分为中央与地方两部分。元代中央政府设有御史台，御史台与中书省、枢密院并称为中枢三大官府。御史台于至元五年（1268）设立，掌纠察百官善恶，讽谏政治得失。元代御史台承唐制，实行台院、察院与殿中司三院制，其中台院设御史大夫二员，从一品；中丞二员，正二品；侍御史二员，从二品；治书侍御史二员，正三品。察院设监察御史三十二员，职责为纠察百官贪赃不法与其他不当行为。如忽必烈时，姚天福为监察御史，大名路达鲁花赤（元代官职之一，是所在地方、官衙和军队的最高监治长官）敢普因罪被逮捕到京师，不久遇赦还家，经过御史台官署门口，破口大骂。姚天福当时在察院，遂捉捕之，又发现其贿赂法官之罪，最终将其治罪。殿中司设殿中侍御史二员，“凡大朝会，百官班序，其失仪失列，则纠罚之；在京百官到任假告事故，出三日不报者，则纠举之；大臣入内奏事，则随以入，凡不可与闻之人，则纠避之”，即掌朝会时纠察百官朝仪、监督百官考勤等事。

 

　　御史台是元代中枢三大官署之一，对于其关系，忽必烈曾感叹，中书省是我的左手，枢密院是我的右手，而御史台就是用来医治左右手的，可见元代御史台监督军政官署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。

 

　　除了在中央设置御史台外，元廷还独创了行御史台，它作为御史台的派出和分设机构，对元朝监察制度的发展和监察网络的构建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。

 

　　江南诸道行御史台，又称南台，至元十四年（1277）始置于扬州，后迁于建康（今南京），南台监临东南诸行省，“统制各道宪司，而总诸内台”。

 

　　陕西诸道行御史台，又称西台，起初置废不常，延祐二年（1315）始为定制，设于奉元路（今西安）。

 

　　元代行台察院每年都要赴地方巡察，纠劾非违。如南台监察御史萧泰登大德六年（1302）分守江浙行省；许有壬至治二年（1322）行部广东；苏天爵至顺三年（1332）分莅湖北等。关于行台察院分巡制度的细节，苏天爵《浙西察院题名记》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。其一，南台监察御史通常采用六名御史“分行三省及十道宪司”的方式出巡，每省均为二人。南台察院其余十八名监察御史留守察院。其二，监察御史分省出巡的基本职司在于纠劾贪官污吏，体察民间疾苦；审核路府州县公文案牍，平反冤狱。其三，行台监察御史的出巡日期，大致为九月出巡，第二年二月复归。

 

　　元代还在全国设立了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，肃政廉访司又称“宪司”“监司”。在元代的地方统治结构中，肃政廉访司“布诸道，按临郡邑”，是凌驾于路府州县之上的一级官府。同时，肃政廉访司又隶属于御史台与南台、西台两个行御史台，又是元代地方监察网络中的基本网结。

 

　　元代肃政廉访司的前身是设置于至元五年的提刑按察司，至元二十八年（1291），元廷改提刑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，“每道仍设官八员，除二使留司以总制一道，余六人分临所部，如民事、钱谷、官吏奸弊，一切委之。俟岁终，省台遣官考其功效”，即每道肃政廉访司均分为出巡与留守两部分，监察地方民政事务、财政事务等，纠劾贪官污吏，岁终由中书省与御史台考核其政绩。

 

　　元代肃政廉访司的基本职能，与提刑按察司并无多大区别。但是提刑按察司主要侧重于提纲刑狱，而肃政廉访司则民政、财税、官吏奸弊，无所不统。

 

　　总之，就制度设计而言，元代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整套完善的监察制度，形成了一张严密的监察网络。

 

　　元代台宪文书

 

　　元代保留了一些反映监察制度具体运作的文书，官修的有《宪台通纪》《南台备要》等，私人所撰有《风宪忠告》等。

 

　　《宪台通纪》，元代赵承禧编撰，记载元代御史台之建置沿革，皇帝对御史台诰命训敕，御史台百官姓名及其迁转情况等内容。《宪台通纪》原本早已亡佚，今传世本仅存于《永乐大典》。

 

　　《南台备要》，本名《南台备纪》，元代赵孟琛等编撰，记载江南行御史台之建置沿革以及其相关典章制度。《南台备要》原书已佚，今传世本亦存于《永乐大典》。

 

　　除官修文书外，元代一些有识之士也对如何健全监察制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至正元年（1341）张养浩撰成《风宪忠告》一书，该书共分为自律、示教、询访、按行、审录、荐举、纠弹、奏对、临难等九个部分，对监察制度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以期“为执法者之助”。

 

　　在《自律》篇内，张养浩提出监察官员必须严格自律，一言一行必须恪守礼法，否则难以服众，将会损害台宪权威。在《询访》篇内，张养浩指出，监察官员的责任之重，不亚于宰相。一道之民情疾苦，必须悉心询访，“吏孰贪邪，官孰廉正，何事病众，何政利民，豪横有无，风俗厚薄，既得其凡，他日详加综核，复验以事”，如果能本着这种态度认真核查上述诸事，那么民间疾苦就不会被隐瞒了。在《奏对》篇里，张养浩感叹为监察官员之难，“中外之官，莫难于风宪，莫危于风宪”，因而监察官员要时时牢记自己的责任，不顾任官之难，为官之危，“竭忠吐诚，置死生祸福于度外”，这样才能上不负国家，下不负所学。张养浩的《风宪忠告》，各篇短小精悍，言辞犀利，说理透彻，对如何健全当时的监察制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里面的一些观点至今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

 

　　元代监察官员

 

　　元代也涌现出了一批奉公执法的台宪官员，这里就举三个例子以飨读者。

 

　　刘宣，字伯宣，自幼喜读书，有经世之才，至元二十五年（1288），刘宣被任命为江南行台御史中丞。当时江浙行省丞相忙兀台颇为暴虐，刚愎自用，不可一世。刘宣到任，忙兀台意欲拉拢他，因此设宴相请，企图贿赂，刘宣以御史台官不当外交为由加以拒绝。到任后，刘宣不畏忙兀台权势，揭发江浙行省以军船私载草苇之事。忙兀台大怒，随即报复刘宣，罗织其罪名。刘宣不愿受辱于小人，留下遗书“身为台臣，义不受辱，当自引决，但不获以身殉国为恨耳”。

 

　　苏天爵，字伯修，早年入国子学，成绩优秀，以大都路蓟州（今天津蓟州区）判官起家，至顺二年（1331）授江南行台监察御史。苏天爵甫就此职，即出巡湖北。湖北所统范围颇大，且西南诸郡多民族杂居，狱讼之事很多。苏天爵不惧艰难险阻，烟瘴侵袭，“遍履其地，虽盛暑，犹夜篝灯阅文书无少倦”，事无巨细，尽心处理，其平反冤狱，为百姓称道。

 

　　周伯琦，字伯温，至正五年（1345）授广东道肃政廉访司佥事，第二年赴任。周伯琦遍行广东各地，整个过程历时一年，行程两千五百余里，“罢斥官吏污秽不职者一百十人”，“释狱之无辜者一百十二人，疑事不决者决之，州县之狱为之一空”。周伯琦此次出巡颇为不易，广东位置偏远，“去京师万里”，又为“炎瘴之地，毒气害人，甚于兵刃”。元代士大夫多不愿在广东任官，“仕者不欲往，往者又不欲久居”，周伯琦不畏艰险，毅然赴任，在广东罢贪官，决冤狱，释无辜，成果斐然。

 

　　元朝虽为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，但从忽必烈即位后开始，即倡导“祖述变通”，推行汉法。就监察制度而言，就是大致模仿汉制，并有所创新。御史台之设置，沿用唐代以来形成的三台制度，其运行也与汉制并无太大区别。元代还独创了行台制度，这是与其统治区域的空前扩大密切相关的。此外，肃政廉访司作为固定职司存在，这也是元代的开创。总之，元代监察制度以三台为主干，以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为网结，颇为严密。元代监察制度在整个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上，也占有一定的地位。